三人谈 | 王镛、张江舟、吴洪亮:公立画院“招黑”怎么办?

中国美术报2018-03-12 06:57:04


《中国美术报》第57期 美术新闻

      三人谈

公立画院“招黑”怎么办?

□ 胡立辉 任旭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画院建制已有60年,在这一过程中,屡有社会舆论质疑画院的存在,用时髦的词说,画院似乎成为“招黑体”。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画院画家在完成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任务后,画院的使命实质上已经终结,由国家财政颐养画家的画院体制就应该终止。但事实上是,取消画院的声音喊了这些年,画院体制不但没有撤销,反而画院体系愈加壮大。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去谈画院,我们讨论的不是画院要不要撤销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不是画院下不下蛋的问题,而是应该下什么蛋的问题。

     本期嘉宾:

王  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江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王镛:自古以来,画家卖画是天经地义的。除了文人画家,作为官员本身有收入,不必卖画且以卖画为耻外,尤其明清以来,很多的职业画家都卖画。我认为,即使体制内的画家,有固定的收入,卖画也是合理的。但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要充满了铜臭味,这是最根本的底线。

张江舟:我认为,这种质疑,不仅仅是画院的问题,而是整个美术行业所面临的问题。除了画院本身,文化艺术的主管部门、政府部门更应该认真研究这一课题,出台明确的规定,为画家自身的管理和约束提供一些参照。

吴洪亮:画院合不合理,能不能生存,也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我觉得体制的发生、变化和进步,它可能会慢一点,不可能是一种激进式的。希望如中国画的发展一样,呈现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

中国美术报:画院体制古已有之,延续千年,但在当代社会却屡受质疑,造成这些质疑的原因是什么?


王镛:吴冠中先生当年主张取消画院、取消美协,他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应该将画家全部彻底地推向艺术市场。我认为,这一观点虽有偏激,但也有其当时的客观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完全依靠体制、依赖国家,只能算作阶段性的文化体制改革。但近年画院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且国家对画院扶持力度越来越高,说明国家的体制、主流艺术形态都需要画院。有许多国家的文化项目、美术项目是需要画院来承担的,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包括现在国家画院实施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所以,从现行的国家文化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来讲,画院不能取消。

从近年诸多大规模的美术项目在实施来看,画院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品质量较高。这样的项目如果交给非专业的画家来做,很难像画院这样很好地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化项目来完成。此外,非体制的或者体制外的画院情况比较复杂。随着市场经济潮流,有些地方的画家也仓促组建了一些不具备画院资质的民间画院,水平良莠不齐,有的纯粹是为了迎合市场,从而造成了当前画院混乱的局面。应该取缔这些不够资质的所谓的画院,地方特别优秀的画家,可以吸收到正规的画院,以集中力量来办大事。

张江舟:自2000年以来,画院系统不断地有一些来自外界的质疑声,主要是因为大家对画院系统不够了解而产生的一些误解。画院系统自古至今承担着大量的国家创作任务。近10年来,除创作任务外,还承担了研究、教学、对外交流以及大量的文化扶贫、文化惠民任务。事实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画院对整个中国美术的进步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它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发挥了画院作为国家队、专业队在整个文化事业中的导向、引领、扶植等作用。这些年,国家画院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仅去年一年的数目就10余个,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去了10多个国家,为中国美术的输出、中外美术的交流做了大量的推广、宣传工作,为中国美术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吴洪亮:就画院体制而言,像杨晓阳院长也谈道,我们梳理画院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同时比较国际上艺术机构的分布,就会发现这一体制是有效的,如果说这个信息能传达出去的话,这个有效就会树立起合法性。我觉得谈到体制,就像当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就反对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有商品经济”,谁说不行呢?今天中国就做到了,至少我作为中国老百姓的一分子,我支持这样的一个体制建设。为什么我会支持,因为我们都是受益者。

当然,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还有距离,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要探讨如何使画院更合理。现在画院推出了“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就很好,如何把这个展览做得更有效,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所以,画院合不合理,能不能生存,也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我觉得体制的发生、变化和进步,它可能会慢一点,不可能是一种激进式的。希望如中国画的发展一样,呈现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改革就会有一定的实验性。怎样算是“好”,需要尝试。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画院形象是所有人要努力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中国美术报:画院画家在社会上卖画是画院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应如何看待画院体制内的艺术家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关系?


张江舟:市场的问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也是听到质疑声最多的一个问题。近10余年,艺术市场相对比较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画家因为社会的一种需求,在完成自己的创作研究之余,有一些作品流向市场,这是很正常的。但体制内画家能不能卖画?如何卖画?如何面对蓬勃的艺术市场?这一问题,历史上也没有遇到过,这是一个新问题。外界更多人看到的是画家在外边卖画,而忽视画院为社会、为中国美术事业的进步所做的大量工作。我认为,这种质疑,不仅仅是画院的问题,而是整个美术行业所面临的问题。除了画院本身,文化艺术的主管部门、政府部门更应该认真研究这一课题,出台明确的规定,为画家的自身管理和约束提供一些参照。

王镛:自古以来,画家卖画是天经地义的。除了文人画家,作为官员本身有收入,不必卖画且以卖画为耻外,尤其明清以来,很多的职业画家都卖画。我认为,即使体制内的画家,有固定的收入,卖画也是合理的。但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要充满了铜臭味,这是最根本的底线。而且,画院本身应制定一些规则,画家可以卖画,但应有一定限度,首先要完成画院交付的任务,特别是国家项目,在市场上卖画只能是副业。

吴洪亮:这一问题是说画家拿了国家的钱,然后还挣着自己的钱。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画院制度的建立正是因为当时没有艺术市场,艺术家没有地方卖画,但他们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为了保障优秀画家的生计,国家才建立的画院。那今天有市场了,为什么还需要画院?因为画院承担了创作任务。我觉得这是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问题。

在这一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画家进入画院、每年交多少作品、怎么评判这张画可以入藏就变得非常关键,它体现的是机制的正确性。到底是国家赚了还是赔了,这个是要衡量的。北京画院专门设立了评审委员会,对画家每年上交的作品进行严格评审,尤其相对年轻的画家,作品被退回重新创作的情况很多。每一位画家有他自身的市场价值,那么其每年上交作品的市场价值与画院支付的工资之间比例是否得宜,若将此数据加以公布,或许自然会打消外界的疑虑。比如,北京画院的王沂东,一张油画最少300万到400万以上,他一年他的工资又才有多少呢?

中国美术报:要消除质疑画院的声音,最关键的还是要看画院如何做。


王镛:要促进画院更良性的发展,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叫中国画研究院,是强调研究的。我认为公立的画院都应该研究和创作并重,用研究来引导创作,不能把研究作为一个装饰、点缀和辅助内容。凸显理论研究的作用,这是公立画院区别于山寨团体、江湖画院的一个最大特点。中国国家画院成立美术研究院,同时,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能够提供一些理论课题。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个良性发展的机制,应该再加强。

吴洪亮:画院其实是要专!不仅指专业的水平,更指专业的态度。画院应该承担起改善和提升国家的美术形象和大众审美的责任。对画院画家而言,除了在家里画自己的画以外,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即国家责任,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呢?比如,现在“一带一路”理念在美术领域的诠释,包括文化部、美协、美院系统都在做这件事情。那么,画院体系里有什么新的谋略?无论通过创作、研究还是展览,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体系立体地建构起来,呈现出更为独特的表达,我相信大家对画院会有更新的认识。今天艺术生态已经非常丰富了,在这样的状态下,画院就需要更有独特的竞争力。如果最后,所有公众形成共识说你没做好,那你再有无数个支撑道理也没有意义。

同时,画院应该用学术的方式去呈现国家意识,因为,画院无疑是国家的触角之一,或者说发声点之一。如果我们所承担的国家任务,我们只是简单甚至粗暴地告诉大家这东西好,不要说公众,可能连同行都不会服气。因为,这不是一个良好的说事情的方法。那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良好地表达,画院作为专业艺术人才聚集的地方,如何用专业的态度去呈现你的了不起,只有用学术的方式。

(本报记者傅梦妮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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