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将军名录之上将钟期光

馨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04-15 06: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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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钟期光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东乡肥田村一个佃农家庭,父母都是忠厚老实、勤劳善良的务农,靠租种水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2年钟期光刚满3岁,即被送到隔壁“蒙馆”坐读。

1913年进入私塾读书,并学习书法。

1921年考入平江县第一高等小学,两年后升入平江县立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和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平江成立“外交后援会筹备处”。6月6日钟期光在县城月池塘举行几千人参加的声援长沙“六一惨案”示威游行大会。

1924年钟期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下,经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平江第九区党部青年委员。[6]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9日平江县城成立“青沪惨案平江雪耻会”。钟期光和部分师生加入雪耻会,参加查禁日货,组织同学进行罢课斗争等活动。

1926年中学毕业后,钟期光到平江南乡爽源白马庙小学白天教学生,晚上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这期间,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让钟期光学习了大量共产党书刊、文献。同年12月经友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步入了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钟期光先后担任李氏高级小学教务主任、区学务委员会副主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农学筹款委员、教职员联合会领导成员、共青团平江第二十一支部书记等职。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队伍之一-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7月担任中共平江下东乡特委秘书、游击总队中队党代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曾参与组织领导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后任平江县肥田区委书记。

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成立“平江工农暴动总指挥部”,组织30万农军包围攻打平江县城,发动了震惊省内外的“平江暴动”,这一系列的武装暴动,钟期光参与了组织和领导。 7月护送滕代远进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共举起义大计。红五军撤离后,留在平江坚持武装斗争。任平江、浏阳、岳阳游击总队中队党代表。平江起义后,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平江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县委军事部长。

1929年9月钟期光被调到与平江毗邻的江西省铜鼓县,任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并代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期光在“巩固发展苏区,将苏区联成一片”的口号下,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不仅巩固了原来的三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还扩大了一个杨家塅新苏维埃区政府。

1930年5月边区特委决定将钟期光调回平江,继续担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7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回到平江,准备攻打长沙。钟期光任红五军、山东省苏维埃肃反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长沙市委秘书长。参与领导分配土地、扩大主力红军等工作,并主管教育、文化、宣传、出版工作。还兼任中共平江县委党校主任。

1931年1月钟期光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负责编写教育红军新战士的政治教材,参加红军学校第九分校的讲课等工作。5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保卫分局政治检查科科长。

1932年7月任湘鄂赣省保卫局侦察部部长。9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总工会在所谓“执行国际路线”、“向东南发展”的方针下,提出“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的错误口号,迫害平江、浏阳籍土生土长的干部。由于钟期光对当时许多案件的处理持怀疑态度,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遂将他改任文书科长,对他进行监视与考察。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派陈寿昌、徐彦刚到湘鄂赣边区改组省委,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钟期光任省委秘书长兼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后来,钟期光被派到湘鄂边区任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

1935年5月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六师后,钟期光任红六军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部部长兼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参与领导红十六师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湘鄂赣边区,钟期光与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傅秋涛、涂正坤、邓洪、刘玉堂成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湘鄂赣边红军的“五巨头”。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5月10日湘鄂赣边区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为主席,钟期光等八人为委员。为了宣传国共合作、停战抗日,在省委安排下,钟期光主持起草了一系列文告。5月15日公布《快邮代电》向全国发表声明,主张和平合作,一致抗日。

1938年1月任新四军一支队一团政治处主任。3月初钟期光参与率第一团从湖南平江嘉义镇出发,于3月14日到达安徽岩寺地区,归入由陈毅统率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建制,完成了新四军首批主力部队的集结,任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4月由陈毅组建的抗日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员、钟期光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粟裕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战。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编,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1940年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挺进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于7月中旬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10月初粉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进攻,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4月苏中军区及各军分区成立。由第一师和各旅领导机关兼军区和各军分区领导机关。粟裕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刘炎兼任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钟期光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提出:“缩小机关,充实连队,一切工作在基层,政治工作在前线。”这年2月8日,钟期光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师工作报告》。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1月3日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部队,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刘先胜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苏浙军区成立后,多次向浙西日伪军出击,并取得胜利,开辟了浙西抗日革命根据地。10月25日在淮安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下辖华东军区、淮安军区和五、六、七、八军分区,钟期光任华中局委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开辟了苏浙皖边新区。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华东,蒋介石把矛头首先对准与南京隔江相望的苏中解放区。此时,钟期光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主持前线部队的政治工作。7月10日,钟期光主持下达了《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关于“开始打”的指示》。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后整编为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他负责前线政治工作的领导,主持部署战役动员、战场鼓动、执行政策与纪律、战后总结等工作。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钟期光参加了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唐亮、陈士榘、张震、刘瑞龙组成的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中央军委和中共总前委领导下,粟裕主持华东野战军的全盘工作,政治工作由钟期光具体负责。

194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部队攻占南京后,钟期光参与指挥第三野战军的作战,保证部队夺取了上海战役的胜利,迎来了华东全境的解放。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军管会的领导,任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主任兼党委书记。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两大机关合并,改称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三野前委委员兼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7月,我军胜利结束渡江战役,宁、沪、杭等大城市迅速解放,为适应国防发展和国家建设对干部的大量需求,钟期光坚决执行三野前委的决定,参与创办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军委决定,将前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与三野军政干校合并,正式成立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并任命陈毅元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除了主持党务和政治工作,钟期光还亲自参与讲课,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军事学院正式成立。钟期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长、继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政治委员。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办学方针,具体负责学院政治建设。

1952年春,钟期光代表刘伯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军事学院的工作。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将南京“军大”比喻延安“抗大”,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5年9月,钟期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钟期光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7年9月,钟期光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这一年“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对军事学院的工作原则肯定、具体全盘否定,把某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拔高为“政治方向”与“建军路线”问题加以批判。军事学院被诬称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钟期光等被追究政治责任。钟期光坚持原则,对工作中的教训主动承担责任,对刘伯承无私奉献、严谨治校的精神予以充分肯定。不久,钟期光被免去政治委员职务,后又降职调离。

1958年以军事学院各个系为基础,先后在河北宣化成立解放军炮兵学院;在北京成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后改称海军学院);在山西大同成立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在北京成立解放军空军学院;在南京继续开办解放军军事学院。钟期光与刘伯承等一道,协助中央军委完成了这一庞大的军事教育系统工程建设。

1959年2月21日,钟期光调离军事学院。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在欢送钟期光离任的全院大会上致词评价:“钟期光同志是军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军事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八年来,钟期光同志在工作中是贡献了力量。”

1960年12月,钟期光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他同其他院领导一起,带领全院开展以编写我军条令条例和战史为中心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

1961年1月,奉命兼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1962年7月免兼)。5月8日,钟期光主持起草并参与院党委研究通过了向中央军委《关于战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就编史的组织领导和编写队伍等问题提出了方案。在中央军委下达的《1962年部队工作要点》中,将“着手组织全军战史的编写工作”列入全军工作计划。

1963年9月,根据军事科学院常委的分工,钟期光负责党委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钟期光兼任中共军事科学院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书记。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钟期光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强加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受到批斗、监禁和摧残。

1967年4月,钟期光正被残酷“专政”时,周恩来批准他上天安门参加“五一观礼”。他接过红光闪闪的帽徽领章,热泪滚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毅紧紧握着他的手,满腔热情地说:“我了解你,你没有问题,不要怕,我保你!”

1968年6月,接受“中央专案组”的“隔离审查”,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身心遭受严重损伤,一度精神失常。后来,钟期光由“隔离审查”改为“监护审查”,依然没有自由,只是回到原来的住房:一栋小楼砌成两半,一半关押钟期光,一半给老伴凌奔和子女栖身。一墙之隔,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传递任何物件,整整4年。

1971年林彪事件后,诬陷钟期光为“三反分子”的伪证不攻自破,但因钟期光案与彭德怀专案一直挂钩,江青等人对他的迫害仍在继续。

1972年,钟期光因患脑血栓未及治疗而致瘫痪。

1973年被解除隔离审查。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钟期光和凌奔才得以自由,到上海治病。

改革开放后

1977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

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后,钟期光虽然出任名誉职务,但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离开了工作岗位,长期在医院疗养。12月5日军事科学院党委作出《关于为钟期光同志平反的决定》,为他恢复了名誉。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钟期光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住院期间他经常向医院请假去参加政治活动,坐着轮椅列席各次中共中央全会,积极发表意见。

1985年钟期光参与签名,建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主动退出中顾委。同时钟期光也密切注视着台湾形势的发展,以高度的政治与历史责任感,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同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钟期光以诗言志,写下了《祖国统一、华夏生辉》的激情篇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5月22日,钟期光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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