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老子》难读

群言杂志2018-07-03 09:04:55
原载《群言》1996年6期

吴为山青铜雕塑作品《天人合一老子》

 
唐代韩愈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以韩愈的博学多识,也深感“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困难。这种困难,事出有因。(1)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未曾中断。(2)中华民族长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活动中心,未曾远离,众多民族不断融合。(3)中华文化主要用汉字记录,沿用了几千年,有改变,未中断。
 
这三项都构成了古书难读的因素,与西方古代文化比较,这一特点更明显。西方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希伯来文化,各有其鼎盛时期。时移世易,重心转移,有的文字曾当时流行,后来被弃置不用,成了死文字。若干年后被发现,经专家破译,原来的面貌未改变,如死海古卷,一旦被译,便有了结论,这些考古成就只有少数人参与,关心的人不多,有发言权的专家更少,专家的论断容易被接受。
 
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同于西欧、中东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几千年一直活着,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汉字)一直在使用,汉字并未死去,只是写法、用法不断在改变,在改变中继续使用。同一个字、一个词,随时注入新时代的新内容,随时淡化其旧内容。如“国”、“家”这些字,老子时代与宋元以后的用法有很大的改变。哲学领域内的重要概念,如“道”、“德”、“仁”、“义”、“天”,不同流派,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解释,因袭中有革新,随时容纳新的内容(有民族的,外来语言的),它的含义越来越丰富而多变化,旧的继续使用,新的又加进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独特条件下的现象。于是,古书越注解,引出的问题越多。
 
古书留给后人的难点不尽相同,有的字难识,如甲骨文、秦汉统一以前的六国地方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字等。古今社会生活的差异,古代的宗教生活与后来不同,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越丰富,研究起来,工作量也越大。
 
《老子》一书文字不多,版本不同,各种版本都只有5000多字,读古书的困难因素,《老子》中都会遇到。这些困难,都可以利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结合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语法学……),逐步一个一个地解决。最困难的是《老子》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哲学体系。如“道”、“德”、“天”、“圣人”等与先秦其他哲学流派不同。古今注解、诠释《老子》的著作多到千余种,各有所见,所见不同,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古书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缺了这种阅读辅助工具,也造成了一些困难。《老子》全书81章,几乎每一章的标点、断句都有歧义。章节划分也不尽一致。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9章)老子反对当时社会上虚伪的道德仁义,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道德、仁义。如果给这些概念加上引号,表达时就不易产生误解,写成“圣”、“智”、“仁”、“义”,老子原义就清楚了。《老子》书中,“圣人”出现过31次,肯定“圣人”的救世作用,老子对“仁”、“义”也不是一概反对。
 
又如: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在前人注解中有的断句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这样断句才构成“四大”,照通常断句,成了“五大”。这种断句虽备一说,但不合老子原义,像这类分歧,也给研究者增加了困惑。
 
《老子》原文经过传写,错误沿袭千百年,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本意反被淹没的也有。如:“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章)综观上下文义,“晚成”是错的,应当是“免成”。这里的“大方”、“大音”、“大象”之后均用否字词(无隅、希声、无形),马王堆甲、乙本均作“免成”。汉魏以降,世传《老子》均作“晚成”,诸家注解也按“晚成”作注。千余年来,“大器晚成”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成语,积重难返。而且“大器晚成”反映了做成一件事,要速成反而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这里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辩证法,用不着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按老子原文,应是“大器免成”,我在《老子》译文中这一句译作:最方正反没有棱角,最贵重的器物用不着加工,最大的声音,却听不到它的声,最大的形象,却看不到它的形。
 
古今人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多引用:“小国寡民,使用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81章)中外古今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老子理想的治国蓝图是“小国寡民”,这应是一种误解。
 
《老子》这里的“国”,相当于今天的“城镇”、“市区”,是指基层行政组织,而不是指统一国家的规模。《老子》中讲“小国”只有这一处,更多的情况下,老子讲到“大国”,讲治天下、取天下的次数更多。春秋时人心目中的“天下”不能理解为今人心目中的“世界”,而是指当时人的“全国”。老子理想中的“圣人”是治天下的能手。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是指基层行政组织小,才可以使老百姓不出乡里,安居乐业,“甘其食,美其服”。老子提出治大国的办法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出不要常常搅动它。
 
这里可以看出老子、孔子都感到诸侯割据,互相争夺的混乱局面应早日结束,老子、孔子都有平治天下的宏愿。孔子主张恢复、加强周天子的权威,利用周朝制定的机制,加强中央集权,使社会变得有秩序;老子主张圣王无为,不扰民,减轻赋税负担,消弭战争,使老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老子、孔子都有统一天下的愿望,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同。这种不同,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有关,不完全是方法的差异。
 
从老子、孔子开始,后来墨子提出“尚同”,也有中央集权的倾向。后来的孟子提出“定于一”,商鞅、庄子、荀子、韩非等人都集中在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共同争论的主题是一个——如何统一天下。秦汉统一大业,是春秋战国长期酝酿达数百年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统一大业,耗尽了无数圣贤的心力。历史实践已证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秦汉统一后,2000多年间,统一时间长,而分裂时间短,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全国统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如,遇到灾年,可以由国家统一调济丰歉、兴修水利、抵抗外来侵略、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结束国内战争,等等。老子、孔子都希望有治天下的“圣人”出来完成历史任务。
 
中国古书中注释最多的有两部,一部是儒家的《易》,—部是道家的《老子》。并不是这两部书的道理丰富到非有千百种以上的注释不可,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不断增加新内容,借古人的名义,发挥后来人的新思想,如果有人根据注释者的解释去回溯古代《老子》的本来面目,将会失望。如果根据不同时代权威的注释,去认识各个时代的学术发展面貌,则是可取的,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机盎然,不断发展前进,除旧更新,影响深远的只有孔、老两家。中华文化没有孔子,不成其为中华文化;同样,没有老子,也不成其为中华文化。儒、道两家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佛教传入中国,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宋以后900多年来,被儒教主流吸收、融合,佛教影响不及儒、道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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