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美中比较研究——以纽伯瑞奖与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例

当代文坛编辑部2018-07-03 08:15:54

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美中比较研究

       ——以纽伯瑞奖
               与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例


作为文化领导权实践方式的儿童文学评奖制度,对中美两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规训作用。以“机制”的生成效应来比较中美两国的儿童文学评奖,剖析两国儿童文学发展生态的状况、态势和效能,可发现当代中美儿童文学发展存在着评审机构、评奖项目与类别、评奖委员的组成、评奖方式与流程、获奖作品的类型与主题等多种差异。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中美比较中挖掘其文学制度的现代化过程。

*姚苏平,女,副教授,197811月,文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师,美国匹兹堡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学学者,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全球现代社会不约而同地迎来了儿童文学的大发展,但是这种创作活跃、出版兴盛、市场繁荣、中外交流畅达的现象,停留在跑马圈地、泥沙俱下的无序状态中。儿童文学发展越显现为职业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越容易被理论界视为通俗文化、大众趣味、消费主义的代码;对本土儿童文学的艺术旨趣、文学价值、专业品质的探究也愈发陷入缘木求鱼的困境。但是处于文学研究边缘地带的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与此同时,从文化领导权的视阈来看,体察文学制度,探究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一种研究范式,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立足点。文学评奖制度作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美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变革都起到了重要的杠杆性作用。相较于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现状,其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从文学制度层面出发,以文学评奖机制为线索,对当代中美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日益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学理性要求。

与各类文学评奖相似,儿童文学评奖也是通过评奖的机制效应来变风气、促发展,并日益成为儿童文学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正如Kenneth B.Kidd以美国最知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例研究儿童文学评奖时指出:“假定儿童文学评奖的价值不仅仅是功利主义,在此设定中我们就要追问这一评奖机制(Mechanisms)如何有效拣选优秀作品,并让我们接触到它们?”以“机制”的生成效应来比较中美两国的儿童文学发展,一方面以微观的知识考古视角,尤其是以美国最为知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与中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比对,检讨评审机构、评奖项目与类别、评奖委员的组成;评奖方式与流程、获奖作品的类型与主题等机制构成,从而见微知著地把握中美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态势和效能。另一方面,以宏观视角通览二者历届评奖的普泛性、异质性和多元性,思考中美儿童文学发展的审美异同和价值流变。由此以儿童文学评奖为切入口,审视其文学制度的现代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学理性地探究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
 
一、评审机构与项目类别


评审机构是儿童文学评奖的组织机构,其身份地位与话语效能指向了文化领导权,其出发点与着眼点决定了评奖的项目和类别。纵览两国的儿童文学评审机构,均有着官方与民间的纷呈、市场派与学理派的互动。


笔者大致整理了美国儿童文学评奖较为知名的机构、奖项和类别,如图所示:
上图表所列是美国儿童文学评奖活动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可见其评奖活动非常活跃。其主办机构既有国家官方,也有由各州市、各地区、各类图书馆机构、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体和研究机构。其评奖的项目类别也纷繁多样,与美国移民文化的多元社会特质相呼应,与儿童阅读的国民培养计划、儿童本位的审美趣味相应和。

全国性图书评审机构有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ALSC),以及全美妇女图书协会、国际妇女和平自由联合会美国分会等机构。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评审面向青少年写作的作家终身成就奖、各种主题性的少儿文学作品奖。也经办一些个人捐助的奖项,如“奥瑞安尼奖”(1958-1966),该奖项的基金来自新奥尔良学校图书管理员奥古斯汀的遗产,每年授予以动物为内容的最佳作家作品,旨在向8岁至14岁少儿灌输对动物的人道主义思想。

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ALSC)的评审项目更加丰富。以2016年为例,除了全球知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凯迪克绘本奖之外,还有Laura Lngalls Wilder Medal(作家荣誉类奖项)、Andrew Carnegie Medal(视觉类奖项)、Mildres L.Batchelder Award(米尔德瑞德 L.贝奇德奖)、Pura Belpré Award(拉丁语、西班牙语种类奖项)、Robert F.Sibert Information Book Medal(非小说类奖项)、May Hill Arbuthnot Honor Lecture Award(作家荣誉类奖项)等11个奖项。另外ALSC下属的分支机构——少数族多文化圆桌会议(EMIERT)设立了以马丁·路德·金的遗孀命名的Coretta Scott King Award(科利塔·斯考特金奖),用于奖掖少数族、多元文化,尤其是非洲裔的少儿文学作品。除此之外的主办方或捐助者还包括各州、地区,各类协会、出版商,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个人,比如以非裔作家作品为主旨的“科利塔·斯考特金奖”、“卡特格·伍德森图书奖”;以犹太裔作家作品为主旨的“犹太图书馆协会悉德尼泰勒图书奖”等均强调了少数族裔的文化特质。以上种种评审机构与评奖主旨,构建了丰富多元的评奖项目与类别。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州、市所兴起的、由小读者参与投票和推出的“读者奖”,将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四要素”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互动性极强的良性循环,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儿童文学的内涵发展。

从1949年起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只举办过一次文学评奖活动,即1954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为促进儿童文艺创作所进行的评奖活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评奖的正式开启,始于1985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80-1985)。不同于美国以图书馆系统作为儿童文学阅读、传播的主线,并在此体系中生成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评奖机制;中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着眼于作家、作品,带有自产自销的“圈内”意识,无形中削弱了作品与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作品传播的关联度。当然,随着“童年”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对儿童读者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出版销售的市场化运营,儿童文学的评奖活动渐由官方独办,转向省市区作协、研究与出版机构、个人捐赠或命名等多种方式的组织形式。笔者大致整理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评奖较为知名的机构、奖项和类别,如图所示: 


除了上述专项评审活动以外,90年代以来国家、省市区各级文学类、图书类评奖中多包含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评奖项目。如“五个一工程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江苏省的“紫金山文学奖”、辽宁文学奖中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等等,每届奖励、推荐相当数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上述评审机构、评奖项目和类别来看,中国儿童文学评奖的官办气息较浓,奖项的设立、中断比较随意,人为干预和长官意志在其中发挥着隐形的作用。樊发稼在谈到宋庆龄儿童文学奖(1986-2003,共举办了6届)被取消的原因时说:“无论从主办单位、评奖对象和范围,还是从奖项设置,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和中国作协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都有明显不同处。然而忽然当时分管文宣的‘最高领导’发下话来,说评奖太滥了,要整顿,要取消一批。……宋奖被取消,儿文界震惊!我等一干人书生意气不识时务,电商后由我起草,拟上书请求收回成命,结果可想而知。”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与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组织方、评奖对象、作品征集范围、主题、奖项设置均有不同;前者在海内外华裔儿童文学的发展和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窗口、平台的作用。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如何找准自身定位,凸显其在全球华裔儿童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形成华语儿童文学的共识和合力,是宋奖可待探索的方向。但是体制、权利和人事环境对评奖的粗暴干预、简单决策,是对评奖机制的破坏。彼得·比格尔曾言:“艺术的自主化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不但体现为新的潜能的获得,而且体现为另一些潜能的丧失”。随着市场经济与官方意志的相生相斥,各类机构评奖项目透露出资本运作的气息,并不断向官办评奖活动渗透。高额奖金、华丽授奖仪式、隆重加冕等多重象征资本所传达的商业价值,成为推动儿童文学作品销售的重要力量。

二、评委构成与分布


就评委的组成情况来看,以美国最知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中国“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样本。按照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官方规定,每届评审委员共15人,除主席外的14位委员,有7人必须是ALSC(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的会员,另7位由ALSC的会长任命。在这15人的评委会中,除评委主席外,任何评委不得在四届内重复参与纽伯瑞奖的评审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述规定的执行情况非常到位。根据笔者的梳理统计,纽伯瑞儿童文学奖2006-2016十届间的评委会名单中,只有 Steven Engelfried曾在三年内两次(2013年和2010年)入选评委会。Steven Engelfried告知笔者,因为他在2013年被任命为评委会主席,按例可不受四年内不得重复入选的限定。除此之外,其余评委委员没有一人在十届内重复入选。


就评委的构成情况来看,每一届评委会都会公布评委的职业和工作身份。评委主要由全美各级各类图书馆相关馆员、包括高校在内的学校人员、机构和个人组成。笔者统计了2006-2016纽伯瑞奖的评审人员构成与分布情况,如图所示:
作为一个近百年的权威评奖体制,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较好地设置了评审人员的结构分布。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的会员占主体,高校研究人员、中小学教师、社会机构和个人参与评审的比例达到27%-80%,遍及美国各地。比如参与评审的人员中有来自“波士顿全球号角图书奖”的评审专家,也有来自《学校图书馆杂志》的编辑。如此广泛、多元、合理的专业人员分布,有力地保证了评审流程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普泛性。2014年起,新规定一旦评委会组建,不得再行替换;如有人员退出,即按照缺额方式完成评审工作,而不是以补足15人的方式进行评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代表的全国性儿童文学评奖是由图书馆系统发起、经办的,并借助其星罗棋布的各级各类图书馆系统,将作品的评选工作和全民阅读互为表里,并将获奖作品推荐进入公立学校的阅读体系中,顺理成章地使其作品的社会关注度和全民阅读的实绩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我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已经举办了九届。目前笔者查证到的第一、五-九届,共6届评委的名单:第一届评委会由15人组成,第五-八届13人组成,第九届除名誉主任外共27人;共计94人次。在这6届评奖中参与过5次评审的2人,参与过4次评审的1人,参与过3次评审的5人,参与过2次评审的4人,共计37人次在6届评比活动中担任过2次及以上的评委。也就是说,共有94人次参加过6届评委,其中2次及以上重复参加为37人次,占6届评委人员的39.4%。与此同时,在这6届评审委员中有3人不同次数地获得过该奖项,存在评委和获奖者轮流交换评奖身份的现象。可见其评审委员的组成带有圈子化、封闭性、垄断性的特点。就其评委组成情况来看,第六届和第八届评审期间公布了评委的实时职业身份。以其为样本,评委的实时职业身份分布情况,如图所示:
王彬彬曾对中国文学评奖有过一段辛辣的点评:“影响文学奖的非文学因素,可就太多了。……这种种‘规则’,首先决定着谁能当评委谁不能当评委,首先保证着谁‘必须是’评委谁‘决不能’是评委;其次,才决定着谁能获奖谁不能获奖,才保证着谁‘必须’获奖谁‘决不’获奖……文学奖是组织者、评委和获奖者的一次自助餐”。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举办,超级稳定性的历届评审委员的构成、老龄化评委主宰局面所带来的老成持重的审美趣味、评委与获奖者在历届评选中穿插交换评选身份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使评奖活动在偏狭的“普遍标准”、“熟人”的人情利益和各推送单位的博弈中原地打转。《西安日报》2016年4月12日标题为《全国儿童文学评奖 我省作家能否出线》一文中直言:“陕西作家已‘缺席’该奖项四届之久,明年是否能有好消息?”政治权利话语的规范作用,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引导意识,“圈子化”带来的场域内部资源分配,成为其评奖逻辑。

三、评奖流程与获奖类型


从中美两国儿童文学评奖的主要评审机构来看,美方的主办单位主要是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ALSC),意味着儿童文学评奖是从“儿童”、“文学”两个维度开始建章立制的。其主题涉及到多语言、多文化、多种族、多种审美形态。文献类型涵盖图书评奖、电子出版物、作家荣誉等,并分立了美国本土类、英语写作类、非英语写作类、外语翻译类等多种地域和语言形态。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以美国著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例,入选作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其作品必须有助于儿童的道德与情感提升。在“入选名单”确立之前,评委需参加多次读书会、与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交流读书感受,并按照评选标准匿名提交每月书目。评委会在汇总后按照得票数再向每位评委提交书目总名单,各评委在汇总书目中再次进行阅读、比对和增删,经过每月一次的匿名书目增删,最终确定“入选名单”,并公布于众。经过这样的3-4轮匿名投票,筛选出优秀作品。在形成“入围”名单以后,所有金奖、银奖作品的投票,都必须经过讨论,整个过程有公开的监督和记录。这一严谨、公正、公开的评选流程,有力地确保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优质性,也激励作家们不断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1922-2016年间,一年一度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含金奖和银奖)共产生了406部作品。从获奖作品的发展历程来看,1922年首次颁奖,除了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荣获金奖外,还有5部作品获得银奖;但在此之后的1923年、1924年、1927年,银奖均空缺。一方面说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儿童文学创作乏善可陈,评委会也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见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对于美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筚路蓝缕之功,正是通过坚持不懈、广泛深入的评选活动,美国儿童文学才日渐欣荣。在这406部作品中,有2人5次获奖,7人4次获奖,22人3次获奖,49人2次获奖,共计202部,占获奖作家的49.8%。自1922年运行以来,因恰当的文学审美标准、贴近儿童趣味、召唤儿童审美品质的提升,又具有严谨、科学的评审过程,因而具有很高的公信力和权威度,为美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如《时间的折皱》(1963年金奖)、《蓝色海豚岛》(1961年金奖)、《时代广场的蟋蟀》(1961年银奖)、《校舍上的车轮》(1955年金奖)、《夏洛的网》(1953年银奖)、“草原小屋”系列(1938、1940、1941、1942、1944年银奖)等名著,不仅影响了美国几代儿童;而且全面提升了美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地位,对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美国的儿童文学获奖作品的主题丰富多元,可从中考察美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1922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创设以来,第一届获奖作品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该书内容丰富、文风轻快,是老少皆宜的通识类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一直青睐于泛文化读本,希冀通过褒奖这类作品,昌明文化、普及常识、树立理想、陶冶情操。因此早期的获奖作品主要是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化比较等主题。自40年代以后,非裔美国人的题材越来越多,尤其是1970年的金奖作品《大嗓门传奇》(Sounder)是以南部地区的黑人为主角。1974年获奖作品是《了不起的M.C.希金斯》(M.C.Higgin,the Great),第一次授奖给黑人作家Virginia Hamilton。非裔题材经历三十年的写作,从浮出历史地表到被树立为写作典范,儿童文学评奖起到了推波助澜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东方元素也在儿童文学评奖中屡见不鲜,如华裔作家Laurence Yep所创作的充满中国元素的《龙的翅膀》(Dragonwings)、《龙门》(Dragon’s Gate)分别获得1976、1994年的纽伯瑞银奖。事实上,“中国”故事一直是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们乐意尝试的题材。早在1926年,获得金奖的作品《海上的神》(Shen of the Sea)即是以16个中国传统神话作为素材。1933年的金奖作品《扬子江上的杨福》(Young Fu of the Upper Yangze)讲述了13岁少年杨福的江畔生活经历。作者Elizabeth Lewis(1892-1958)早年曾在中国教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有着丰富多元的体认。该书对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做了众生百态的全景式描绘,向以少年杨福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投注了深情一瞥。由此可见,美国的儿童文学评奖种类丰富、主题鲜明,既考虑到作品主题与题材的丰富多元;也涉足到不同种族、文化、语言、性别、年龄等多个方面。

儿童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当代文坛中有着既边缘又特殊的位置。自1949年以来,整个文坛都表现出“维护‘精神产品’的纯洁性的强烈欲望”,政治的工具性地位的主张支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修辞”能力被定格为形象化了的教育素材、接班人的培养读物。而对它的改造、调整,既是时代的政治寓言,也是风气转变的信号。因此,1949年至“文革”期间唯一的文学评奖活动是1954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为促进儿童文艺创作所进行的评奖活动。1962年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广州会议”)试图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并强调艺术民主的问题。儿童文学所承载的政治使命与社会意义使其本身失去了主体性和独立性。而以谢慧敏、宋宝琦等青少年为代表的文学形象的出现,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变革的序幕。《班主任》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揭示着文学权力版图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逐渐趋向于文学性和儿童主体性。评奖活动方兴未艾,尽管此时的儿童文学评奖承载着强烈地意识形态功能,但其开创性意义不可低估,对童话寓言、科学文艺、幼儿文学的重视,既是文学观念、方法的探索与更新,更彰显了儿童文学文体的特殊性。

如上述各类统计所示,我国的评审机构主要是中国作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各省市地区作协、部分杂志报刊社,有较为明显的官方立场、商业驱动或以专家品味为显性特征的成人意志。且在成人的文化观念、人际关系、地区利益、审美趣味、商业驱动等多种元素的掣肘下,成为多方妥协的产物。由此牺牲了许多个性鲜明、艺术别致的作品,成全了许多四平八稳、正确合适的作品。以我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例,其评审标准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要求“思想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其参评作品必须是在评选年度(三年一届,惟有第一届的跨度是5年)内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的个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集;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须以汉文译本参评。参评资格是通过相关部门报送的,即必须由各省、市、自治区作协、各行业作协、各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等报送。第二步是由评奖办组建“初审委员会”,为终审委员会提供“适当数量的作品”。若不在“适当数量作品”范围内,想入围终审的话,须由三名以上终评委提议,获得不少于半数终评委的赞成,方可在初评委员会推荐的篇目以外,另提出作品补充列入备选篇目,且每种体裁增列的篇目不应超过两部。第三步,经过公示的入围作品,经终审评委的协商与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作品。获得不少于终评委总数2/3以上票数的作品,方可入选。评委会根据参评作品的实际状况确定获奖作品数量,原则上获奖不超过20部(篇)。事实上,每届获奖作品的数量都比较机动,既有第一届(1980-1985)的41部,也有第七届的13部。直到第八届开始,才稳定在20部作品的数量。根据笔者的梳理统计,在第1-8届的作家作品(2篇理论作品除外)共计有174部,其中2次及以上获奖人员的作家作品共计96部,占了获奖作品的55.1%,同比高于美国美国纽伯瑞奖(49.8%)。在同比数据中,相比于获奖人员的固化问题,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委组成人员的固化(39.4%)的问题更为严重。

最近一次评奖(2013年第九届)对评审机制做了较多的改动:第一是强调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表现出对畅销童书的一定的警惕。第二是对评委的身份、年龄、地域都有了较为精密的规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年龄不超过70岁。京外委员不少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儿童文学评奖过度封闭化、圈子化的情状。第三是投票实名制,并以不少于委员总数三分之二的票数产生获奖作品,较为有效地规避了暗箱操作。通过上述评奖机制的改革,该奖项的获奖人员和作品得到了一次刷新:以20部获奖作品的人员分布来看,有16位是首次获奖。这是该项设立以来的一次全新的突破。根据笔者的梳理统计,历时9届(1985-2013)的获奖作品(2篇理论作品除外)共计有194部,其中有2人7次获奖、2人5次获奖、4人4次获奖、7人3次获奖、20人2次获奖,也就是说2次及以上获奖人员共计105人次,其重复率占获奖作品的54.1%,比前八次评比降了1个百分点。首次出现获奖重复率下降的情况。

回望近三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评奖,不得不说时间是最好的筛选者,“获奖”本身提升了好作品的艺术地位,也会反衬出榜单中很多作品的刺目。历时九届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确推出了不少名作,如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第二届)、《草房子》(第四届)、《细米》(第六届)、《青铜葵花》(第六届)等,郑春华《紫罗兰幼儿园》(第一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三届),沈石溪《红奶羊》(第三届)、《鸟奴》(第六届),诸志祥《黑猫警长》(第一届)、孙幼军《小狗的房子》(第一届)、《怪老头》(第二届),程玮《少女的红发卡》(第二届)、秦文君《男生贾里》(第三届)、黄蓓佳《我要做个好孩子》(第四届)、黑鹤《黑焰》(第七届)、孙卫卫《小小孩的春天》(第九届)、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第九届)。涵盖了小说、诗歌、童话、散文、科幻文学、幼儿文学,凸显了儿童文学的文体特殊性。从第五届(2000年)开始,专设了“青年作者短篇佳作”,鼓励、推出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先后推出了王一梅、三三、汤汤等新人新作。这其中曾7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曹文轩,于2016年获得了博洛尼亚举办的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是我国儿童文学评奖提升优秀作品的有力佐证。



事实上,在上述获奖人员与作品中,孙幼军(1990年)、金波(1992年)、秦文君(2002年)、王晓明(2004年)、张之路(2006年)等均曾在历届安徒生儿童文学奖中被提名。从域外认同的视角可以看到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评奖机制作为文学制度建设的重要途径,参与构建了儿童文学的现代化。


当然,其它评奖活动的不断出现,评奖规则的多元化,评奖主题的鲜明指向性,打破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的单一、固化模式。如“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和“丰子恺儿童图书奖”都面向两岸三地的华文儿童文学作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更是没有国籍的限制。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和大连出版社共同设立的“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要求参选的作品须是未曾公开发表和出版过的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作品,颇有“海选”的意味。上述评奖活动的主题也愈加鲜明,如“丰子恺儿童图书奖”侧重于儿童图画书,很好地激励了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强调了作品的“幻想性”,评奖流程中有儿童读者的参与投票。对儿童读者的日渐重视,意味着儿童文学写作走向儿童本位。但是儿童读者投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评选活动,是否只是引发关注的噱头,不得而知。与此同时,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反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也使得近些年来的大量儿童文学创作一昧地迎合商业营销、儿童快餐化阅读趣味,作家鲜有庄重之心,写作难见敬畏之意,作品鲜有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代表多种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儿童文学评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儿童文学多元纷呈的局面;但是众奖项都不具有稳定性,取消、中断、停办的现象屡屡发生。纵观我国的儿童文学评奖整体态势,既未能在儿童文学界内形成“共识”,也未能在大文学场域中形成儿童文学发展的“合力”,更未能在文化形态和社会制度中体现话语效能。而这一“共识”、“合力”、“效能”无疑是儿童文学在文学场域和社会制度中的重要话语,也是“评奖”机制本身具有作用的关键所在。



结语


艺术成为现代体制的分支之后,在每一个社会制度中都通过构建机制对其进行规约和管控。而艺术对自由的追慕和对规则的抵抗构成了评奖机制的张力,也成为探索评奖机制的规范性、健全性、成长性的动力。由此带来了这一命题的可能性:如何在全球文学剧烈变革的今天,通过对儿童文学评奖活动的比较研究和机制研究,把儿童文学的发展有效引入到社会发展、国家未来形态的框架中。但这一探询又受到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近三十年来,中美两国均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其重要实践方式即通过各类各级的“评奖”来倡导、规范、促成儿童文学的发展,完成其制度设计、理念贯彻。纵观当代中美两国的儿童文学的评奖,都是贯彻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有效途径,并通过官方、专家、大众、市场等多方联动,话语权的多方博弈,力图实现儿童文学发展的制度化、现代化。具体来看,美国儿童文学评奖项目类别繁多,仅美国国家图书馆儿童服务协会(ALSC)2016年度既有11种不同主题类型的评奖项目。除此之外美国儿童文学的评审机构还包括各州市、各研究机构、各基金协会、不同族群的民间文化机构和商业机构。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样本,其评审委员在10届评审活动中仅有一人曾两次入选,与此同时95届中有2次及以上获奖作品的作家重复率是49.8%。其评审流程历时一年,经多次阅读和讨论;其获奖类型也遍及欧洲文学、非裔、犹太裔、华裔,动物主题、魔幻主题、历史故事、名人传记等;整个评奖过程强调了儿童读者的参与与反馈。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儿童文学评奖活动虽在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评奖类型、项目、数量均没有跟上我国儿童文学的“黄金三十年”,更没有能够通过评奖活动,充分地引导、促进我国儿童文学的健康、积极发展。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目前已举办了9届(1985-2013),其获奖作家的重复率为54.1%,且有不少作家担任过评委,常出现获奖作家与评委轮流交换身份的现象;其评委构成,在可统计的6届评选中,2次及以上入选评委会的人员重复率高达到39.4%,其评委构成的超级稳定性、垄断化、圈内化,势必影响了评审流程的公正性和开放性,其偏狭的文化态度、价值选择和审美趣味,必然导致所选入作品的单一化、同质化。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儿童文学的评奖倾向于一个主题一种奖项,如纽伯瑞奖主要授予儿童小说、童话等作品,凯迪克奖授予优秀儿童图画书。而我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设有小说、诗歌、童话、散文、科幻文学、幼儿文学等多种文体的奖项。但评奖委员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保证他们是各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或长期关注某一领域的行家。因此尽管该奖项设立了多样的文体,体现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但是是否真正尊重、体察并挖掘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和文体多样性,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命题。

儿童文学的评奖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更是在官方意志、专家眼光、商业营销、读者品位等多方话语的博弈中生成的,具有强烈的读者能动作用、阅读创造性和接受的主体性。因此通过对“评奖”的机制效应来考察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分析当代中美儿童文学发展的观念结构与发展态势,评估儿童文学发展的制度化和现代化,既是儿童文学评奖制度科学性的旨归,也是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诉求。在这样的视野下,才可催生出中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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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在《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刊发,此版本为未编辑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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